[1]
整部片都以勞勃狄尼洛的視角為主，他幾乎永遠都在畫面裏頭； 除了一個段落：茱迪佛斯特（雛妓）跟哈維凱托（皮條客）深情跳舞的段落，這個段落不能說它多餘，因為它確保了哈維凱托飾演的角色Sport保持價值中立；茱蒂佛斯特的說詞：他保護我，以防我自己傷害自己。也因為這個溫情的鏡頭，不會讓觀眾輕易判斷他在說謊哄騙，或許他跟雛妓之間是真有感情交流的。（另外聯想到的是馬爾他之鷹/梟巢喋血戰，除了片中一個槍殺鏡頭，其餘的時間主角也總是在畫面中的。那段槍殺自然也是為了電影效果而另加的。）
[2]
大哉問，當然就是崔維斯在最後一幕到底看到什麼。或是說這個鏡頭之意義為何。我注意到一個點是這樣的，Betsy下車之後，想跟崔維斯講些話，卻不知道怎麼開口，於是只問了：那這樣多少錢？而崔維斯此時把跳表的錢按掉（情債一筆勾銷？），對她微笑道別。當崔維斯把車開走，在此觀眾先從崔維斯看著街上貝絲的主觀鏡頭，（跟崔維斯一起看）轉到觀眾從後座角度看崔維斯正在借著後照鏡看的鏡頭（看崔維斯正在看的行為本身）。
我們看到崔維斯透過後照鏡在看後座，彷彿他藉著鏡子回瞪著我們；當他皺了一下眉，調整了後照鏡的角度的時候，鏡頭不再從後座（觀眾）的角度看了。接下來的角度是崔維斯的第一人稱鏡頭，是他從後照鏡所看到的街景。而後照鏡裡面照的再也不是乘客，而是街景。
[3]
對照崔維斯的性格設定：他想要替社會貢獻，跟別人產生聯繫，卻實而與他人疏離，一方面可能是越戰退伍兵的身分使他難以重新被社會接受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自己視許多社會下層階級為人渣，如此的自視甚高反而造成融入的困難。
他似乎沒有生命目標，所以他自然地想要找一個。但不知怎地，他並沒有想要自己創造一個，而是想要他人給他一個。在許多地方，我們看到崔維斯許多只問別人的評價答案而不問評價的推理過程，這種只問判斷為何而不問為什麼的態度，嚴重到令人傻眼的地步；當他喜歡Betsy，他就支持她的一切決定，彷彿這些東西是好的，正是因為是妳決定的：
「我不知道拜倫汀的政策是什麼，但我相信他會是個好總統。」
「這張唱片我沒有聽，可是我相信它一定很棒。」
即使Betsy片中不斷地反問他：「你確定嗎？」（Are you sure about that？）崔維斯卻總是不假思索地把決定的權力交給他認同的人，不參與任何決議的過程。
崔維斯的他向性（other-oriented），交給別人決定並據此來行動的傾向， 跟他計程車司機職業的設定很吻合：計程車司機開車從來不是自己要去哪裡，而只是在遊蕩中被乘客攔下，被決定要去的目標......。
他從愛情的追求（貝茲），轉到政治上的貢獻（刺殺總統候選人/刺殺雛妓的皮條客跟嫖客）。在愛情的時候他失敗了，貝茲對他的篤信與無知（源於不想知）從好奇變成厭惡，她不再想做出對他做出期待要求；但是崔維斯怎能接受這種不被認同者驅使的情形？
在崔維斯打電話給貝茲那幕，鏡頭突然橫向移到空蕩蕩的走道上。在鏡頭通常用來製造期待的方式中，例如說把鏡頭焦點放在一個咖啡館的椅子上，通常就會有人走過來坐在這椅子上，也就是說這個焦點引發了觀眾的注意力，使觀眾慣性地對這個空間接下來會出現的東西產生期待。或者遠景有個人在走路，焦點卻在近景的一點，那人往往就走位到我們等待的那個焦點上。在許多懸疑片中，這個注意力通常沒有白等，關注焦點出會浮現出可供關注的對象；但在走道的那幕，似乎是在象徵著沒有什麼東西值得期待，畢竟貝茲不再願意跟崔維斯有瓜葛，連使喚都不想使喚了。網上有影評把這邊說成是「attention itself」：在此我意識到自己的孤寂，沒有其它東西會浮現。
在（政治）刺殺段落的時候，他第一次刺殺總統候選人Palantine失敗了，一方面，貝茲的工作地點就是此候選人的競選總部，動機可能是來自牽怒；二方面，此候選人曾經做過崔維斯的車，崔維斯可能認為此候選人所表現的聆聽人民心聲的姿態似，乎流於表面。對於崔維斯而言，Palantine可能太過保守膽怯，無法達到他所謂"清洗街頭"的目標。
第二次刺殺行動，他殺死妓院一堆人，還成了媒體上的英雄。他認同的對象，似乎變得抽象了：好像他心中有個他認同的（虛構）他人，正在看他的一舉一動，而自己因為實現其使命而顯得有價值。但是現實中的群眾恰巧擁護了他此次的行動。
崔維斯覺得自己行正道，但證成的理由似乎顯得武斷，他跟雛妓的對話中，似乎有聽跟沒聽是一樣的，儘管他的猜測可能是對的；他篤信雛妓一定是被誤導或者是沒有能力判斷，所以是不自主而被迫害的。他認為這種生活不是小女孩應該過的生活。不過綜觀之，崔維斯的政治刺殺行為還是動機模糊的：或許只是因為他必須給自己使命，否則沒有活下去的依靠。政治刺殺是不是為了挽回貝茲的心，為了重新吸引其注意力的另外一種激進的嘗試？我也不太確定。
崔維斯沒有捫心自問：我之所以行正道，是否正是因為我獨裁地決定凡自己的行為依據都是正道？我認同的那些價值被看作是屹立不搖的，那是不是我虛構出來的幻影？就像那些宣稱自己走的才是正宗黨的初衷路線的人，為什麼不會覺得自己可能是曲解了那些黨綱？抽象而具詮釋空間的黨綱，跟具體的任務細節之間總存在著鴻溝，但是有些人卻漠視了這個鴻溝，直接認定自己的具體行為絕對是替最終綱領服務的......
片尾，小雛妓的父母寫信給他，感謝他的英勇行為讓小雛妓得以回家。貝茲也重新坐上他的車，跟他討論這個英雄事蹟。 但是崔維斯似乎已經走出對貝茲的迷戀以及帶來的情傷，他不再需要依靠一個外部給出的目標來終止他自身的遊蕩。他或許終於接受並樂於接受這種遊蕩而無使命的生命，或者是說，他已經意識到已經有能力自我奠基，自己給出並決定其生存的方向與意義。或許這就是最終的調整後照鏡的片段的意義：雖然俗套，但是可供解釋：我又重新自立自主了。
原本崔維斯的個性是危險的，因為他在愛情的狀況裏像是完全不思索的走狗，「貝茲說的都對」；但在刺殺的狀況中卻是心中正道的走狗，他聽不進去雛妓的說詞。一個信念無法被否證的心靈是可怕的，不管是過度信任領袖，「領袖說什麼都好」的法西斯狂熱份子，還是一個想要自己貫徹基本教義，「我才是走最純正的黨路線」的死忠信徒皆然。
如同一個paranoia案例：病人在酒吧搭訕一個女人，那女人拒絕了/發卡了那個病人，病人卻認為這女人一定其實愛自己，只不過外顯行為無法表達自己真正的心意。於是病人遂認為一定有秘密組織在迫害控制這個女人，所以自己要去攻擊這個組織。這種被愛妄想的心靈，無法將外界訊息解讀為能夠否證自己的固執信念的訊息，而只能扭曲現實繼續過著妄想的日子。
當然，最後崔維斯的貌似痊癒，固然是好事，但是中間付出的代價，對別人帶來的威脅，未免也太大了。但是這個角色塑造得蠻成功的，讓你覺得會有這種人是可信/可諒解的，這也是它恐怖（具恫嚇性教育意義）的地方。
留言列表
